本报讯 “‘气候与技术的二重变奏’是影响古代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。”近日，我校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李晓岑教授在《西北民族研究》发表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。与以所有制为核心的传统历史观不同，李晓岑认为气候是影响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因素，这一全新认识将赋予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研究一种全新的视角。
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氐羌民族为何不断向南迁徙、向东扩张？氐羌民族与铜器制造技术又是如何影响古代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？李晓岑通过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史料分析后提出：气候是影响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，铜器的制造是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。
早在1997年，李晓岑就开始关注古气候以及气候对历史进程的影响。近年来，从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到黄河中下游地区，再到云南滇池地区，随着大量青铜器的出土，氐羌民族的迁徙路线越发明朗。距今约4200年前，发生了一次全新世气候变冷事件———“4.2千年事件”，由于气候变冷和资源匮乏，氐羌等游牧民族由以瑷珲-腾冲一线为划分的“胡焕庸线”以西地区持续向东南和西南方向迁徙、扩张，并不断融入农耕民族之中。
多年来，李晓岑沿着氐羌民族迁徙路线进行大量野外考察，并通过冶金实验分析青铜成分，描绘出远古青铜技术的 “迁徙路线”，从而提出论断———“青铜制造技术的‘迁徙路线’与氐羌民族的迁徙路线完全一致”。
“在滇池区域发现的青铜器，从考古类型学判断主要属于氐羌族群。春秋战国时期曾广泛出现在甘、青地区的表面镀锡铜器，战国以后则出现在滇西祥云红土坡、滇中的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等地的墓葬。”李晓岑说，这一发现证明了青铜制造技术的传播路线同氐羌民族一样，由西北地区进入西南地区。
正是因为青铜兵器大量使用，氐羌民族逐渐走向强势，西部新兴地缘政治力量开始崛起，随着大规模迁徙，氐羌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和战争。“铜兵器使华夏大地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战争，开创了冷兵器的新纪元”，李晓岑介绍道，以黄帝为首的氐羌民族因持有先进的铜兵器，在多数战争中都是胜利者。当时发生的著名的“涿鹿之战”和“阪泉之战”，都是影响中国上古历史的重大事件。
李晓岑认为，以胡焕庸线为界，气候原因导致了华夏文明中心从北向南扇形推进，成为了基本政治和军事走向，并产生了相应的经济和文化问题。此外，北方游牧民族绵绵不绝的迁徙成为推动古代历史发展的动力，并铸就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勇往直前的精神。（杨硕）
